中国网财经9月10日讯 2020年9月，我国对国际社会作出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时至今日，“双碳”目标已经5周年。
绿色金融如何助力双碳目标？ESG在推动上市公司践行低碳方面面临哪些挑战？中国网财经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锋。
刘锋指出，新版“绿色目录”与ESG评级行动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进入“标准精细化”“资本穿透化”“治理立体化”新阶段。未来需在“指标本土化”(如转型金融纳入评级)、“技术增信”(区块链溯源)、“人才供给侧改革”(产教融合)三方面突破，方可实现从“合规披露”到“价值创造”的质变。企业应把握政策窗口期，将ESG内化为新质生产力引擎——真正的绿色，无需“漂染”。
中国网财经：近期三部门印发了《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您认为该目录的发布对推动绿色金融与双碳目标实现有哪些关键作用？
刘锋：近期三部门联合印发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以下几方面关键作用：
一是统一标准，缓解“碎片化”问题。此前，绿色项目认定存在地方标准不一、行业分类交叉重叠等现象。新版目录整合了能源转型、循环经济、碳汇技术等重点领域，并首次将诸如钢铁氢能炼钢、水泥碳捕集等“高碳产业绿色低碳改造项目”明确纳入支持范围，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可量化、可审计的信贷投放依据，有效防止资金因标准模糊而流入“伪绿色”项目。
二是引导资本聚焦关键技术攻关。该目录与七部门《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相协同，将绿色信贷、债券等工具定向引导至新能源、新材料、节能装备等产业链环节。例如，明确支持“清洁氢制备与储运”“固态电池回收”等示范工程，有助于解决技术转化初期面临的融资缺口问题。据测算，标准统一后，绿色债券发行成本可降低15-30个基点。
三是激活转型金融工具创新。目录为落实“先立后破”提供了操作路径：允许银行对符合产能置换政策的高碳企业发放技术改造贷款，并引入与环境效益挂钩的贷款(SLL)机制，设置浮动利率。例如，某省试点将电解铝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与贷款利率绑定，企业达标后利率最高可下浮20%。
此外，需强调的是，政策出台后应加强持续跟踪与反馈，不能止步于发布通知。政策在出台后缺乏连续监管与落实机制，容易流于形式。政策制定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因此应配套出台操作指南，明确执行主体与具体措施。
中国网财经：上交所推出《推动提升沪市上市公司ESG评级专项行动方案》，将ESG评级纳入金融产品设计。您认为ESG评级在绿色金融投资决策中的核心地位将如何进一步凸显？目前ESG评级体系还存在哪些不足？
刘锋：ESG评级在绿色金融投资决策中的核心地位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产品设计锚点。上交所将ESG评级纳入指数编制和ETF产品准入(如沪深300ESG基准指数)，倒逼上市公司提升披露质量。如2024年沪市ESG评级A级以上公司再融资审核周期缩短30%。
风险定价关键参数。国际资本已将ESG评级作为债务融资成本核定依据。如欣旺达（300207）MSCI ESG评级升至A级后，成功发行4.5亿美元绿色可转债，票面利率较同行低1.2个百分点。
供应链金融信用载体。基于ESG评级的“数据信用”正替代传统抵押担保。如苏州部分银行对供应链中小企业发放ESG增信贷款，评级达标企业可获得最高500万元信用额度。
目前ESG评级体系仍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指标冗杂与本土化缺失。国际框架(如MSCI)覆盖逾百项指标，但未充分考虑中国“减碳保供”平衡需求。例如，对煤电企业灵活性改造的转型贡献评估不足。
同时，验证机制薄弱助长“漂绿”。超40%企业环境数据依赖自我申明，缺乏区块链、物联网设备等实时核验。如某光伏企业曾篡改硅料溯源数据通过SSI认证，最终遭欧盟市场禁入。
行业差异量化不足。现行评级对科技企业(数据安全)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采用相似权重，导致跨行业可比性失真。
此外，评级机构在金融产品设计中扮演着桥梁作用，他们的可信度、方法和水平至关重要。我认为，证监会除了强化披露准则和义务外，还应该出台评价指引和办法，对评级机构的资质、验证和工作内容提出要求。需要有监督和惩戒机制来保证评级机构的中立性和专业性，以及利用区块链等新技术可以提高评价结果的不可篡改性和公正性。
中国网财经：从企业层面看，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重视ESG实践，但也存在部分企业“漂绿”行为。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与激励机制，引导企业真正落实ESG理念，助力双碳目标？
刘锋：我认为可以从监管端和激励端两方面着手：
在监管端，要构建穿透式追溯体系。一方面，实施强制性数字审计。可以参照欧盟《电池法规》的要求，推动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数字护照。就像欣旺达电池护照平台，它覆盖了 78 项关键指标，并且通过区块链存证来防止数据被篡改。另一方面，建立突击审核机制。引入太阳能管理倡议(SSI)的“不通知核查”模式，追溯企业历史排放以及工时记录，这样就能识别出企业是否存在双轨运营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法律责任。比如印度 SEBI 对 ESG 披露违规实施按日计罚，单企最高罚款超千万卢比，我国可以探索对“漂绿”行为追究高管个人连带责任。
在激励端，要绑定长期价值创造。其一，将股权激励期限挂钩。有研究表明，股权激励期限超过 5 年的企业，“漂绿”概率会下降 23%。所以，建议对低碳技术研发企业实施 10 年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并且设置碳排放强度作为行权条件。其二，给予绿色金融政策倾斜。对于 ESG 评级持续提升的企业，提供再融资快速通道以及财政贴息。就像峡江县基于 GEP 核算，向生态项目发放的贷款利率低于 LPR 15%。其三，实施供应链联动奖惩。要求链主企业承担上下游 ESG 协同责任。例如苹果供应链，已经淘汰了 63 家“漂绿”供应商，转而采用通过 ISO 50001 认证的企业。
中国网财经：当前绿色金融和ESG领域的人才需求情况如何？从教育和培训角度，应该如何培养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刘锋：培养 ESG 相关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时间和经验的双重积累。
目前，虽然很多大学已经开设了相关课程，但师资力量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我们迫切需要那些既有实战经验又能传授知识的人来教授这些课程，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知识的层面。而且，实践经验和道德操守的培养也至关重要，我觉得可以通过实习和师徒制这些方式来让学生真正接触实际工作，提升他们的能力。另外，金融、会计和法律等专业领域，都需要学生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专业、能胜任市场需求的人才。
从需求缺口和能力错配方面来看，现在绿色金融和 ESG 领域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金融机构特别需要那些既懂碳核算，比如能进行 Scope 3 供应链排放建模，又熟悉金融工具设计，像 ESG 衍生品定价这类工作的专业人员。据 2024 年教育部评估，当前这类人才的缺口高达 34 万人。同时，企业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很突出，有 67%的非上市企业因为缺乏 ESG 管理团队，连环境数据采集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
在教育培养创新路径上，我觉得跨学科课程重构是关键。应该推广“金融 + 环境科学”这样的双学位模式，开设一些实务课程，像“绿色资产证券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等。江西财经大学“两山学院”就做得很好，他们培养出了既懂生态又会经营的复合人才，还为峡江县设计了 VEP 核算模型，促成了全国首笔“GEP 贷”。
另外，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也都相继开设了与 ESG 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MBA 和研究生课程。同时，建立产教融合认证体系也很有必要，可以设立“ESG 分析师”职业资格认证，联合第三方机构，比如世通认证，开展企业碳账户实训。
还有，政企研数据共享平台也能发挥大作用，苏州政府就搭建了 ESG 案例库，开放重点行业排放数据集，支持高校开发教学沙盒系统，这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数据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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